重启创新议程(二):“超级城市”的兴起与对创新趋势的影响
张一苇
原创文章
2019/05/14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仅代表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

本文节选自美国老牌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领衔开展的“CSIS繁荣与发展项目”下的系列报告之一《重启创新议程:对弹性制度的需求》,研究咨询机构RTI International对本报告亦有贡献。

本文为系列的第二部分;因篇幅等原因有删节和改写。

关键点:

  • 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部分将集中在特大城市 (megacities) 和城市中心。这种增长将带来城市社区内的经济阶层分化,并加深城乡社区之间的割裂和不平等。

  • 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一级制度有能力行使其广泛的权力,推行彻底的政策变革。 随着人口在经济和地理上的不断增长,地方 (次国家, sub-national) 政府可能会享受更大程度的中央放权和支持,从而扩大其在解决技术颠覆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其他主要挑战方面的权威和作用。

创新并非“生而平等”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模式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或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 (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来重建战后和后殖民经济。两种模式的核心战略,都是通过公共部门实体和国有企业实施、由政府驱动的中央经济规划,优先考虑国内生产并发展强大的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大多数国家政府利用其分支机构推行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当这种决策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和后殖民时代达到顶峰时,世界人口中仅有不到三分之一(不到10亿人)生活在城市社区。

联合国 (UN)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有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心。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66%,其中大多数居住在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制造驱动下的工业化产生的推拉因素,塑造了二十世纪的城市化进程。然而,世界银行报告称,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等颠覆性技术力量,正在削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城市就业模式,使外来务工者受制于反复无常的非正规经济。许多外来务工者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来满足他们的社会福利需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力资本正在抽离数千个地理位置偏远的农村社区,并融合成数百个高密度的城市中心和特大城市。通过适当的投资和结构性条件,这些人力资源可以将特大城市和城市中心转变为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但是,由于缺乏这样的投资和结构性条件,这种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并有可能引发流行病爆发、极度贫困、环境污染,并加剧老化基础设施承受的压力。这些问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破坏公共制度,并进一步削弱社会契约。随着农村贫困程度的加剧和农业做法的改变和颠覆,流向城市的大规模内迁也对农村社区造成了冲击。

曾经能够通过制度干预更好地解决发展问题的国家政府发现,近年来由于发展格局的变化而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一点。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各国能够相互开展更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并建立机制来解决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移民和贸易等问题。但是,尚存其他一些发展挑战,包括教育、医保和基础设施,鉴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呈指数级增长,其解决方案对各国政府来说变得更具挑战性。因此,各国政府现在有必要将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制度,并采用去中心化的决策机制。对其制度实践拥有更高控制权的地方政府可以与社区紧密合作,为城市化带来的发展挑战寻求长期的、以数据为导向的解决方案,并确保有弹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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