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的过去与未来:“问对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2020/04/1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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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未来的国际安排,都需要更好地说明当前和未来世界中“力量”的衡量标准。核武器和坦克要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假信息、流行病或金融崩溃?

本文由智堡翻译,翻译行为获得了原作者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原文标题: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bout the Past and Future of World Order,作者:Francis J. Gavin,发表日期:2020年1月20日,译者:张一苇

本文作者Francis J. Gavi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 (SAIS) 特聘教授兼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 (Henry A. Kissinger Center for Global Affairs) 首任主管,2013年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首任核安全政策研究主席兼政治学教授。

篇幅等原因有改写。

正文部分

1965年6月,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聚集了包括斯坦利·霍夫曼 (Stanley Hoffmann),格拉德温·杰布勋爵 (Lord Gladwyn Jebb) 和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在内的一众顶尖思想家,在意大利贝拉焦 (Bellagio) 美丽的赛尔贝罗尼别墅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会上讨论集中在是否以及如何实现稳定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在一个混乱无常的世界中,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能够并存吗?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是全球治理的最有效手段吗?变革性的技术进步将对国际政治造成什么影响?这组著作等身的学者所要解决的核心命题是:“能否建立这样一套国际秩序,在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之间实现和平共处?”

五十五年后的今天,国际秩序似乎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分析人士再次为其当前和未来的形势所困扰。许多人针对未来国际秩序可能的形态以及如何建立这一秩序提出了建议。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一命题的影响更加深远。

然而,在展望未来之前,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秩序,常常被以过分简单和造成误导的方式描绘出来。如果我们要建立有效的未来秩序,我们首先要对已是老生常谈却常遭误解的战后国际秩序,有更加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应该正确判断该秩序的当代挑战,并评估未来秩序构建工作的目标。

四点注意事项

在讨论战后秩序的要素之前,我想首先就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事件、政策和制度的分析与理解,提出四点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常会认为,国际秩序是基于对未来的深刻探讨、在严肃的辩论商议与长远的总体规划中诞生的。在人们回首往事时,尤其是在政治学家甚至历史学家的叙述中,会产生这样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可能是结果偏误 (outcome bias) 的产物。实际上,正如每个决策者所知,决策者在事前面临着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并且常会采取临时的、被动的措施,误打误撞地创造出在事后看来颇有成效与“先见之明”的东西。那些最终失败或用作他途的建立秩序的尝试与倡议,则常会被我们忘却。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国际秩序,并非只有一种。冷战造就了相互竞争的秩序,例如苏联对自己国家、邻国和其全球盟友施加的体系。在某些议题和领域中,很难说有任何秩序可言。在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去殖民化和新生国家的兴起,往往标志着混乱和不确定性,而非秩序。我将把重点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所谓“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上(尽管这种叫法本身也有待商榷)。

第三,由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压倒性力量,战后秩序的许多(或许是绝大多数)要素是由美国及其亲密盟友塑造的。然而,我们要牢记的一点是,鉴于其过往的历史,美国对参与秩序塑造怀有根深蒂固的矛盾心态,更不要谈缔结同盟了。我们很容易忘记,美国从来就不存在一种国内政治共识,认为建立国际秩序应该是美国的优先事项,而对于已建成的秩序,在美国也有足够多的批评者,且不乏强大的政治拥簇。在美国存在着一种深厚的、备受尊敬的传统,深信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会对美国的民主实验构成严重的威胁,上可以追溯到包括乔治·华盛顿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在内的国父们。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已建成的秩序是在近代历史留下的伤痕记忆的阴影下塑造而成的。尤其是以下三个议题或事件,在初期阶段就影响了秩序的构建:巴黎和会(the Versailles conference,又译凡尔赛会议)和1920年代在欧洲的其他秩序构建努力的惨败;1930年代全球经济的灾难性崩溃;以及席卷了欧洲和世界,并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将不情愿的美国拖入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个问题显然被看作是一环扣一环,而任何国际秩序都会被放在当时危机的语境下,根据其解决危机背后成因和爆发前紧张局势的能力受到评判。

战后秩序的思想渊源很重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早期的秩序构建者对战间时期(interwar period,指两次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短暂繁荣时期)为何最终酿成灾难有各式各样的理论。其中有些立论是正确的,而其他论点随着时间推移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从建立秩序的角度来看,理解他们如何看待过去几十年中的负面事件,对于理解他们在秩序安排上的优先事项和选择偏好至关重要。其次,他们建成的秩序的某些方面虽然更能解决过去的那些问题,但对预见未来的问题却不太有效。换句话说,尽管当前秩序预见并解决了许多老的问题,但它不擅于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出的新的挑战。

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具有四个组成部分:经济 (economics),安全 (security),核稳定 (nuclear stability) 以及全球治理与国际监管 (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这些要素通常是相关的,有时是交叠的。每个要素都有自己的编年 (chronologies) 和断代 (disjunctures)。

尽管国际秩序的最后一环——全球治理与国际监管——可以说是战后国际秩序中最持久、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环,但我不会在它上面花费太多篇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创建了很多国际组织、范式和法律,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已深深地嵌入到国际体系当中,影响着我们今天视作理所当然的各种日常交易。想想国际民航组织或世界卫生组织拥有的影响力。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天花根除计划刚刚启动时,每年有200万人死于该病。在20世纪,有3亿人死于天花,是所有战争死亡人数加起来的两倍。逾十年后,该病已被根除,死亡人数降至零,这主要归功于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的全球合作。可以说,在过去数十载中这种制度的扩散和深入渗透,以及全球治理的扩张(纳入非政府组织网络甚至私人部门),是战后秩序构建最重要(或许是最明显)的遗产。

国际经济秩序

经济是国际秩序最早也是在初期最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最不连贯的,因为自1945年以来,至少有三个阶段的战后经济秩序:第一,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初的布雷顿森林时期;第二,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为重建经济秩序所作的混乱努力;第三,1990年代初出现并持续至今的全球化秩序,但至少自2008年起就面临一连串考验。

经济秩序的构建最先被提上日程,原因有两点。首先,美国长期以来对国际政治抱有一种看法,即优先考虑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非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例如欧洲的权力制衡政治或帝国主义。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国家之间的蓬勃和公平贸易,是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与和平的最佳途径。

其次,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将1930年代的经济灾难、闭关锁国与独裁统治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视为一脉相承的事件演绎。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崩盘,尤其是维也纳信贷银行 (Creditanstalt bank) 倒闭和1931年英镑停止兑换黄金所带来的全球后果,酿成了一系列不幸的国家政策,令全球经济难以复苏。各国提高关税、实行资本管制,并开启竞争性货币贬值,导致了所谓“以邻为壑”的政策。美国的秩序构建者相信,正是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削弱了民主制度,强化了专制制度,并加剧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

战后经济秩序的主要要素,是在1944年夏天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和1946年春天的萨凡纳会议上提出的,当时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随后采取了其他举措,包括《关税和贸易总协定》,1946年的英美贷款以及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复兴计划。美国向东亚和东南亚,中东以及拉丁美洲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此外还有1951年对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的支持,该共同体最终演变为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后来的欧盟。随后,诸如共同安全署,1961年《外国援助法》和1961年的争取进步联盟等计划得以实施。

这些制度安排,乃至于整个经济国际秩序阶段,经常遭到误解。战后直至1960年代的这些安排,并未促进自由贸易、外国投资和全球资本流动。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努力失败了。重建、稳定和国内自治高于相互依存。对诸如欧洲这样区域一体化的强调,盖过了全球互动。各国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但是中央政府很少被迫改变其国内货币或预算政策,来纠正因通胀率不同而自然产生的货币汇率失调。各国贸易都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在GDP当中的占比也远小于前几个时期。资本管制也非常普遍。

经济秩序构建者高于一切的动机,是防止他们记忆中战间时期的经济波动与混乱重演。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存在的矛盾和紧张关系,意味着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海外安全承诺、金本位固定汇率制的不可持续以及资本流动的大量增加,驱动着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扩大,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于1971年停止兑换黄金。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重建经济秩序和规则、恢复稳定汇率和限制经济波动的努力,也基本以失败告终。虽然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高通胀水平、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涨、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张的债务、各个发达国家的预算赤字、银行业危机、全球资本流动的大量增加、严重不稳定的汇率和不断升温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已显露出“无秩序”的端倪。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敌对的经济秩序——即苏联体系——深陷严峻的危机并最终土崩瓦解。

经济秩序的第三阶段——持续至今且正面临挑战——出现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成立于1975年的七国集团 (G-7) 在经济和政治协调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二十国集团 (G-20) 补充并最终取代了七国集团。

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创立。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原则为基础,美国开始与重获赋权的布雷顿森林机构更紧密地开展合作。“华盛顿共识”强调要引导各国朝着以财政纪律、保护产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规律为原则的方向推进经济改革。

当前的经济秩序绝大部分是由强大制度和重要安排所塑造的,而这些制度安排鲜为民众所知,更谈不上了解。例如,全球化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各地的私人银行之间错综复杂的巨额资本和货币流动塑造而成。这些交易以万亿美元计算,受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监督下的一系列协议(《巴塞尔协议》)的宽松监管。成立于1974年,巴塞尔委员会是一个国际委员会,由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和银行业监管官员组成。它既不具有创始条约,也不是一家多边组织。然而,在塑造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巴塞尔的三项协议(1988年的巴塞尔I,2004年的巴塞尔II和仍未完全落实的巴塞尔III安排)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重要得多。

国际安全秩序

战后时期有两条路径的安全秩序构建。第一条路径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使命所表达的防止国家间战争的集体安全和国际合作原则。尽管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败的威尔逊主义原则的拓展,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联合国及其职权中投入了大量心血,但可以公平地说,早期倡导者对联合国系统寄予的厚望已经落空。尽管如此,联合国系统还是以几种方式为战后国际秩序做出过贡献:它为国际谈判、消解危机并号召对多边行动的支持提供了一个论坛平台。它还将国际法的重要性,以及在采取国家行动前取得国际合法性的必要性(或者应该说,是不取得这种国际合法性的代价),深深烙印在了国际秩序当中。

战后安全秩序中更强大也更有效(或许出乎意料)的第二条路径,是美国同盟体系。该体系中有相当多的条约和协定,由美国与单个或多个国家缔结。这当中的很多同盟关系经过了改造、深化和拓展,即使其最初缔结的本源——冷战已然结束,也依然在延续。条约、协定和安全安排的激增之所以出乎意料,有两点原因。首先,如前所述,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对同盟关系存有疑问,因此在战后缔结同盟代表了大战略的深刻转变。第二,从历史上看,同盟关系是临时的、面向特定威胁的和追加性质的。尽管特定威胁发生了变化乃至消失,但这些战后同盟关系中大多数在数年甚至数十年中仍在延续并不断加深。下一节中还将提到,这些安全安排中许多还在试图抑制同盟伙伴增设某些能力,例如核武器。

战后的安全秩序构建非常成功。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对该秩序的价值提出质疑,而新兴大国又在挑战该秩序的合法性,这套体系目前正受到威胁。

战后秩序与核武器

你也许会奇怪,核武器为何会作为战后秩序的一个独立类别,与安全秩序区别对待。这并不奇怪,原因有两点。首先,人们很早就意识到,核武器的可怕破坏力,以及投送核武器的速度和距离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核武器,乃至于热核武器(氢弹)的出现,对国际秩序产生了革命性的深远影响。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竞争就此消失。但是,核武器使得建立一个减少甚至消除大国战争风险的秩序势在必行。第二点原因是,建立战后的核武器秩序需要苏联和美国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进行合作。而在建立核秩序的过程中,常会看到两个超级大国共同努力,既要限制自己的核军备,又要压制其盟国和附庸国的核野心

国际核秩序的出现花了一些时间:在1945年美国对日本动用核武器后的二十年中,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库扩大到了数千枚核弹的规模,新玩家——英国、法国和中国——开发了自己的核武器,而从澳大利亚到瑞典等许多其他国家也表现出对购买核弹的兴趣。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趋势线将意味着在20世纪末超级大国与数十个新的核国家之间持续进行的军备竞赛。尽管军备控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从来没有成功地支撑过先前为国际秩序所作的努力。而军备控制在战后的突出地位,已成为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

首先从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开始,一直到1968年的《核不扩散条约》,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限制核武器的扩散。为强化全球核不扩散,还提出了其他举措,包括1974年的核供应国集团(“伦敦俱乐部”),1997年的《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和2003年的防扩散安全倡议。化学和生物武器同样受到限制。美国和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通过1972年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 (SALT)、1991年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START) 和2011年的新START条约,努力限制战略核武器的数量。国际核秩序并非总是完美无缺——期间出现了新的核国家,有国家作弊的情况,使得一些条约,例如《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最近的《中程核力量条约》(俗称《中程导弹条约》或“中导条约”)被放弃。即便如此,如果有人在1960年告诉感兴趣的观察家,60年后不再有国家在战争中动用核武器,核武器库存已得到大幅削减,并且核国家的数目还控制在个位数,那么他们大概会觉得不可思议并大喜过望。

作为秩序构建者的美国

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扮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情愿的秩序构建者的角色,寻求取代其眼中固有的掠夺性、破坏稳定的帝国秩序——首先是西欧的殖民帝国,并在过度扩张的德国和日本帝国政权中达到顶峰。美国的秩序规划者的期冀是,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同时,由美国领导的这一秩序将更加开放和一体化。他们的秩序蓝图,是一种经济-政治-军事的观念,按顺次排列。贸易将蓬勃发展,民族自治也将如此。国际法和集体安全将占上风。尽管不至于过分天真,但当时他们是希望能够实现《大西洋宪章》的理想,包括民族自决、核裁军、开放贸易、航行自由和终结征服战争等等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起码是到1950年代初——这种观念的重要内容被淹没在更加受限制的冷战秩序之下。通过重建和稳定来填补政治真空的需要,与开放的诉求形成了一种制衡。安全需求优先于经济考量。军事化同盟匆忙成立,以对抗来自苏联的严峻威胁。

但是,这一秩序不仅仅是19世纪政治家和20世纪现实主义者所鼓吹的传统地缘政治制衡安排。富有创见、深思熟虑的治国方略,令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宿敌接受一体化与自由化。欧洲则得到鼓励,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去殖民化。虽然经常在应用上存在前后不一与双重标准,该秩序确实鼓励了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美国甚至与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上的对手苏联一道,针对国际秩序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核武器——开展了合作。

战后秩序并非只有一种。最终占据主导的秩序确实并非完美。面对美国和世界当今面临的全球挑战,它的许多要素也于事无补。但是,如果我们要为未来建立有效的国际秩序,那么更好地了解过去的教训将是明智的。

国际秩序的未来

重要的是要记得,事实证明战后的这一秩序非常成功。举例来说,大国战争得以避免,总体而言冲突和暴力有所下降。帝国主义已是声名狼藉,而尽管常常混乱不堪,但起码帝国体系已经被主权国家体系所取代。一套基于条约和同盟的军备控制和威慑体系,缓解了对有核世界的最严重恐惧。尽管美国国内外都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但世界经济确实得到了大幅扩张,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由美国领导的秩序还使西方在与苏联的冷战斗争中占了上风,而同等重要却常得不到认可的一点是,它帮助实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繁荣的向冷战后世界的过渡。尽管仍有反复,但人权和包容已成为强大的全球范式,人们越来越期望政府对公民的需求做出回应。

那么,为什么不干脆继续执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根据需要进行修正和改进呢?当然,有些部分非常成功,应该得到延续。尽管面临挑战,基于《核不扩散条约》制度的核秩序还是成功的,应予以滋养和加强。同样,国际机构和全球治理的范式和做法,尽管有时看似摇摇欲坠,但也很重要

当代国际秩序面临两项巨大挑战——中国的急剧崛起以及全球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后果,这是与工业革命相当的革命性变化。当前有关国际秩序的辩论大多集中在高速增长的中国的能力和意图上。这很重要,得到如此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迅速崛起的大国对国际安排发起挑战,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军事冲突。但是,这两个故事——中国的崛起,以及技术、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全球动态——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开理解或处理。此外,第二项挑战是关键的挑战,而这又是人们没有足够重视的一项挑战,它已经改变了从人口结构到公共治理,到人们的生活、工作、自我认同,再到对战争与和平的计算等的一切。从1960年代的美国开始,到1970年代的加速变革,再到近几十年的蔓延和加剧,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已经被完全颠覆。这种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崛起的原因。这场革命的后果毋庸置疑,并且在当前安排下很难完全得到适应。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数字革命和传统制度未介入的信息获取渠道的广泛扩张;部分缘于建立在复杂且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上的世界贸易与繁荣对产品制造的方式、地点和成本的颠覆;部分缘于一场比近世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来得更广泛、更深刻的金融革命;部分缘于一场彻底颠覆了性别、种族、族裔和性取向的传统类别,并侧重于个人自治和包容差异的权利革命;部分缘于颠覆了个人自治与集体归属之间的历史关系,对人们的身份以及在生活中与他人(个人、家庭和社区)关系的彻底重塑

1970年,一位成功的美国人可能是白人男性,是大型组织(公司、工会、教堂、公民协会、政党)的成员,并且很可能仍住在他父母曾住过的居所。(二十岁出头或二十五岁上下的)他结婚的对象同在一个社区,并用父母养育自己的方式养育自己的孩子。不用说,所有这些都已改变。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居住地点,同住者的身份,与之相处的方式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同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重塑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核心人口结构,身份,金融和贸易,技术,社会经济学,以及个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变化,既带来了微妙的机遇,也带来了令人担忧的挑战。它们还创造了一个令人疑惑的难题。

从物质水平上讲,我们的世界欣欣向荣。贫困率和婴儿死亡率都已大幅下降。很多疾病已经得到根治,饥荒越来越少,预期寿命有所提高。教育大为普及,资源变得更加丰富,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社区之间、家庭内部的所有类型的暴力事件都大大减少。包容和人权的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虽然在很多地方仍未被正式承认或者得不到切实的保障。非凡的财富被创造了出来,尽管显然并非总是能得到公平的分配。军事支出下降了,新技术大大增加了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仍存在一种压倒一切的焦虑、担忧和恐惧感,即国际秩序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建立一套面向未来的国际秩序

支撑20世纪下半叶战后秩序的要素在这些问题可能于事无补。尽管可能还会有反复,但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祸害——帝国征服带来的大国战争——似乎不再是最迫在眉睫的威胁。多种因素确保了这一点。核威慑算一种。另一种是人口结构——从历史上看,老龄化的人口很少寻求大国战争。此外,与过去不同,土地和领土并不是权力和财富的最重要来源。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会成为负担。经济和社会已经深深地融合在一起,任何摆脱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举动都会给许多人的福利带来巨大的损失。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能减轻这些担忧和焦虑?有三个问题应当得到考量:我们希望看到什么?我们想要避免什么?而实现前两个答案需要什么样的力量?

首先,任何未来的国际安排,都需要更好地说明当前和未来世界中“力量”的衡量标准。在1890年、1950年甚至1980年,这个至关重要的答案,对于什么是“力量”的答案,是明确的。一个国家的力量,取决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以煤炭、钢铁和电力为重点的工业经济,以及可以动员这些资源、转化为发动战争的能力从而征服对手的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有谁会认为这是2020年往后的成功秘诀?换句话说,核武器和坦克要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假信息、流行病或金融崩溃?

这就引出了上述深刻变革为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

首先,我们过去面临问题的根源都是稀缺性。财富稀缺,资源稀缺,信息稀缺,安全稀缺,卫生稀缺,而随着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全球人口的急剧增长,对这些稀缺资源的激烈竞争注定会诉诸暴力。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信息和假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不可思议的全球金融流动,人员的大量流动,很大程度上由全球经济成功所致的气候变化,个人自由的惊人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焦虑与不确定性——这些或许可以被称为“富足的问题” (problems of plenty)。在一个核威慑、一体化、人口结构扁平化的世界中,占领成本高昂、征服战争毫无吸引力,现有军事安全的充足程度或许已远远超出我们的认识。

第二,我们的智识工具和治理制度都不是为解决这些“富足的问题”而建立的。战后基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为了应对大国战争和货币贬值这样的旧时代经济危机。在处理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时,它们完全不知所措,实际上,它们常常以旧的解决方案(例如,将重点放在军事作战能力或过时的关税政策上)来应对这些新问题。无论是在国际关系还是经济学中,我们的学术模型都是基于稀缺模型,并且在处理“富足的问题”上并不总是令人满意。我们所面对的不安全感,与20世纪中叶令秩序构建者感到担忧的问题截然不同。

这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为治理带来了合法性危机。

为何如此?我们知道如何预防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如何避免大萧条,或者(如2008年所揭示的那样)在全球经济面临严峻危机时如何避免最坏的情况,我们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对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或假信息、如何监管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全面侵入式的技术公司、如何处理大规模且可能破坏稳定的金融流动、如何管理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如何解决不平等问题、如何协调身份政治、如何管理人员流动,我们都没有有效的政策答案。

在试图理解和治理这个新世界时,我们面对着一个难题。我们必须抵制仅仅依靠旧做法和制度来应对新挑战的诱惑。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些变革尽管动荡不安,有时甚至令人恐惧,但却给世界带来了深远的积极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场全球革命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消除了贫困,根治了疾病,提高了个人的包容度和自由度,提供了难以置信的交流和信息渠道,并减轻了战争和暴力的阴云。未来任何秩序构建的挑战,都在于抓住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并更上一层楼。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推出新颖、有效的制度和范式对策,以应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安、沮丧、迷惑乃至于危险的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去研究并试图理解这些关键议题?贝拉焦研讨会召开的六十年后,由我主管的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与国王学院大战略中心和艾克斯·约翰逊基金会合作,将于今年4月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堡 (Middleburg) 聚集了各行各业的思想家,从各种视角辩论和探讨国际秩序问题。与阿隆主持的那场研讨会类似,我们当然不会期望达成共识,甚至不会对国际秩序是否可以实现、是否明智乃至于是否具有意义达成一致。我们充其量希望完成基辛格在贝拉焦研讨会上所指出的要义:“在秩序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之前,即使是形而上的‘解决’,我们必须首先确定是否问对了问题。”


译者:张一苇

来源:Gavin, Francis J.,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bout the Past and Future of World Order, War on the Rocks - Commentary, Jan. 20t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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