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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Climate economics，作者：John H. Cochrane，发表日期：2021年9月7日

尽管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掀起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主题千差万别，但其中大多数都有几点关键因素：

1.声称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广大人民群众对这种危险视若无睹。

2.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避免近在眼前的灾难。

3.政府需要根据少数人的预见性结论，重拳限制多数人的危险行为。

4.轻蔑地否定与之相左的论点，认为这些论点要么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要么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托马斯·索维尔《救世主的愿景》

气候政策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问题。气候变化的损害有多大？各种政策主张究竟有多大帮助，又要付出什么样的成本？不必纠结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研究报告中的科学术语，也能意识到很多气候政策从经济学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

气候政策往往会从经济成本收益的角度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当下我们应该花这些钱，或者承受减少碳排放造成的利润损失，以缓解气候变化并塑造更美好的未来经济。”

但就算是对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最权威预测，其规模之小仍令人惊讶。联合国的IPCC指出，到2100年温度（大幅）上升3.66°C，意味着损失2.6%的全球GDP。即便在气候变化的极端假设之上，叠加减缓 (mitigation) 和适应 (adaptation) 措施的缺位，也很难得出到2100年GDP损失超过5%的结论。

当然，5%的GDP是很大一笔钱——在美国今天20万亿美元的GDP中，这相当于1万亿美元。但是，80年间损失5%的GDP，在经济学的年表上聊胜于无。即使是在增长僵化的后危机时代，实际GDP也在以2%的年率增长。照此速度，到2100年，美国的实际GDP将比现在高出400%，连IPCC也欣然承认这一点。按照3%的复合增长率，届时美国产出的、人们赚得的GDP将比现在高出1000%。没错，完全有这种可能。从1940年到2000年，美国的GDP从13310亿美元增长到了131380亿美元（按2012年定值美元计），在短短60年内增长了10倍，年复合增长率为3.8%。

5%的GDP，仅相当于损失两到三年的增长。气候变化意味着到2100年，即使没有气候政策或积极适应，我们也不过是生活在2097年的水平上。与施展神迹让气候变化消失的场景相比，经济总量不过是改善了380%（vs. 400%），或者950%（vs. 1000%）而已。

北欧的人均GDP比美国低约40%，是气候变化潜在损害的8倍还多。欧洲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好地方。很多欧洲人认为，为更无微不至的福利国家和更严厉的经济监管付出代价是值得的。但既然都是代价，相比之下气候变化似乎并非世界末日。

印度2000美元的人均GDP是美国60000美元的三十分之一。采用更接近美国的经济体制——本身还远称不上完美——能为印度带来巨额收益，相比之下气候变化造成的代价根本不值一提。

增长的力量并非势不可挡。增长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危如累卵。增长率可能比3%还高，也可能比0%还低。有些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倒退。增长风险要比气候风险高出一个数量级。

如果问题是，“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并可能承担眼下的成本），让2100年的GDP得到改善？”答案并非草率的脱碳。如果问题是，“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让全球贫困人口的福祉得到改善？”答案也并非气候政策，在小数点后加多少个零都找不到这么做的收益。不管时下的政治明星、根深蒂固的企业还是劳工组织认为这有多“不讨喜”，实实在在的促增长政策才是答案。

就连估算经济代价得出的这个“2-5%的GDP”，都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甚至比气候模型的气象学部分更不确定。想象一下你生活在1921年，被要求估算碳排放对2000年GDP的影响。你会拿出你的计算尺，算算一辆福特T型车要消耗多少汽油，多少人有乘坐燃煤蒸汽铁路的需求，诸如此类。你会寻找热量和产出之间存在的统计关联。在一个依赖低科技农业、空调尚未问世的经济体中，估算结论大概会很糟糕。

而且你的结论会大错特错。在1921年，没有人猜得到经济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20世纪的碳排放究竟会让我们的经济蒙受多大损失（还是产生多大收益）？再怎么猜，你的结论都是失之千里。

关键在于，你错失了核心叙事：尽管气候变暖、时局动荡，20世纪造就了人类福祉有史以来的最大提升，而且是成数量级的飞跃。你不会知道产业结构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大大降低了对天气的依赖性，不会知道包括空调、运输、高科技农业在内的适应手段，也不会知道2000年的经济（译者注：与1921年相比）是多么清洁与健康。如果1921年的你为了减排，勒令回归马车代步，几十亿人注定会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短暂的一生。

衡量气候变化在80年乃至更久以后的经济影响，才是今天的经济学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难题。

一旦了解其方法论，就会发现这些庞大的经济模型，甚至很难就“气候变化损害经济”得出确凿的结论。从寒冷的铁锈带和凉爽的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出发，个人和公司正成群结队地迁往得克萨斯州，尽管与气候变化给前者带来的任何升温相比，得克萨斯州都要炎热得多。

从技术上讲，估算气候变化的经济代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今天的经济背景下，天气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的统计关联。但任何统计关联都会产生新的问题。没错，较热国家的生产力平均而言不及较冷国家。但新加坡这样的例子，就不符合这种对生产力的一般判断。所以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排除政府、文化、过往投资等的巨大影响。你还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100年后的经济将与今天的经济截然不同。人们将发明新的科技，帮助他们适应气候变化。没错，最近俄勒冈州的热浪造成了一些损失。但在得克萨斯州，类似的高温在当地人看来甚至还算凉爽。在未来的80年里，俄勒冈州又将有多少人购买空调呢？

最令人不适的核心事实在于，像美国这样大踏步向服务业转型的发达工业经济体，其产出对于气候或天气根本谈不上敏感。最严重的热浪、洪水和风暴，在全国GDP面前都如蚍蜉撼树。

当然，GDP不能说明一切。GDP衡量的是收入，人们赚了多少钱，他们生产了多少东西。它忽略了很多因素——免费或几乎免费的商品的巨大价值，清洁的空气和水、健康、长寿、自由平等社会的价值，诸如此类。但所有这些东西在GDP向好的情况下都会更好，而在GDP走弱的情况下都会更糟。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人民才能负担得起这些。今天的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与1940年或者1840年相比都要好得多，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空气和水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干净。我们的福利国家待遇，与那些贫穷国家或者1940年相比要慷慨得多。GDP确实不完美，但真要说的话，那它也是低估了经济进步的收益。

那么，洪水、干旱、林火、热浪，所有你在新闻中看到的事件，和接踵而至的气候变化骂战又如何呢？碳排放是否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在科学上尚存争议。幸运的是，与上文一样，我们不必陷入这场争论。即使这些说法被证实，它们也不能构成实施严苛气候政策的理由。

在我生活的加利福尼亚，林火时有发生，这当然令人不快。我们权且假设，林火的增加完全是由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化导致。但是，即使美国采纳了IPCC的所有建议，甚至让绿色新政落地，我们也只能遏制温度的进一步上升。在我们曾曾曾孙辈的有生之年，气候也不会恢复到前工业社会的水平。

即使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是导致林火更加频繁与严重的终极原因，对症下药处理林火的唯一途径，是花钱开展火灾预防和森林管理——清除丛生的灌木。（改革区划法规，让城市建设变得更容易，也会有所帮助。）这需要花钱，与该领域的历史预算相比也许是很大一笔钱，但与GDP或政府刺激计划（譬如高铁）相比只是很小一笔钱。加州消防局的预算是29亿美元，占加州预算的1%、加州GDP的0.1%。而所谓的低碳高铁，光是预算就要800亿美元。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问题是“如何减轻气候变化的经济冲击”，那么适应措施必须是答案的主要部分。人们似乎对适应措施不屑一顾，例如清除灌木、建造堤坝和水坝、迁往地势更高的地方、安装空调、移植或改良农作物等等。分摊到100年，适应措施的成本并不高。考虑到减轻温室气体排放可能造成的损害，会削弱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恐惧，这或许让气候政策的倡导者不愿探讨适应措施。气候模型在适应和创新方面的缺位，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迈阿密在2100年可能会没入6英尺的水下，但阿姆斯特丹已经在6英尺的水下相安无事了好几个世纪。他们建起了堤坝，而且完全凭人力。阿姆斯特丹是一座非常美好的城市，丝毫没有文明终结末日降临的迹象。建筑物会被海风腐蚀，每隔50年左右就需要重建。重建在更干燥的地方就好。美国政府针对洪水和林火频发地区发放的建筑与重建补贴可以休矣！

那么“临界点”的叙事——那些被IPCC善意地称为“低概率、低信度”的不可预见的灾难——又怎么说？难道不应该未雨绸缪吗？问题是如果铁砧可能从天而降，钢琴一样可能从天而降。如果这不只是在为减碳支出找借口，而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去识别所有不合常理的危险，最终我们会把GDP全都花在保险措施上。论证保险措施的合理性，也必须把事件发生的概率和相应的成本纳入考量。

鉴于气候变化的经济代价如此之低，连是否会造成损害都不确定，气候政策的倡导者真的应该放弃经济论证，承认经济损失并不是问题所在。从标准的环境角度去论证气候政策的合理性，清洁水与空气政策就曾这样成功上马：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这么做需要花钱、降低GDP；而倡导者要论证，这是我们为保护环境而必须承担的成本。

然而这样的论证也需要更加明确、更为量化。媒体报道和太多的科学文献（例如IPCC报告）只会提出假说、讲鬼故事。对于小额捐款，几张可爱动物的图片也许就够了；但对于数万亿美元的成本和监管，这可不管用。为了证明这些成本的合理性，我们需要估算出气候变化造成具体环境损害的美元数额。当然，这些数字也远非确凿。但要讨论气候政策的数万亿美元支出，这些数字是唯一合理的框架。

将成本和收益一一对应，能让我们有效地分析这数万亿美元当中，有哪些钱更应该花在其他环境问题上。例如，物种灭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处在物种大规模灭绝的过程中。但大象在热死或渴死之前，会先死于栖息地破坏和偷猎活动。一万亿美元能让我们买下多少土地，重建自然栖息地？与其把这些钱花在建设高铁和加速电动车普及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拯救多少物种？海洋更是麻烦重重。一万亿美元，能让我们解决多少过度捕捞、化学污染、塑料垃圾或水下噪音的问题？经济学的核心在于选择，在于预算约束。

尽管媒体大肆宣扬气候变化作为近在眼前的紧急状态会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但全世界的穷人面临着更严重的环境问题：雾霾、化学品、水污染和本可以轻易预防的疾病。只要每年花一万亿美元，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

当然，气候变化也是真实存在、令人不快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是好？

经济学提供了一些指引。首先是明确的成本收益分析。对于我们希望采取的每一步措施，都要弄清楚它的成本几何、能减少多少碳排放。

尽管我们尚未真正了解碳排放的经济或环境成本，但成本收益分析至关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去做任何事情。避免去做成本高得令人咋舌、减碳效果却不甚理想的事情，也不要忽视那些虽不讨喜、却可能以更低成本大量减碳的事情。

没有数字作为指引，我们就会盲目跟风。今天是风力发电机、太阳能板和电动车。昨天是高铁。前天是玉米乙醇和柳枝稷。实际上，以合理有效的方式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很可能牵涉不讨喜的技术，以及没有政治背书的新技术。关注成本收益——单位GDP碳排放——对于允许不同技术相互竞争、促进新技术出现至关重要。与之相对的——也是眼下的倾向——是让不同技术争夺当局的政治恩宠，这套机制及其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清楚不过，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方面尤其如此。

核能非常安全，不会造成任何碳排放。许多气候政策机构正是靠1980年代的反核运动崭露头角，他们很难咽下这口气，承认核能的碳优势。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可以将碳从大气中移除。它允许我们在提升替代能源技术的同时，在未来数十年继续燃烧化石燃料，也因此遭到气候活动人士的贬低。（在加州，出于对水坝由来已久的厌恶，抑或人们在乎鱼类的程度更甚于鸟类，水力发电不计入“可再生能源”目标。核能当然也不计入。）如果气候变暖和它引起的气候变化真的有末日降临般的灾难性影响，那么至少应该将降低温度的地球工程学手段纳入考量（译者注：例如在平流层播撒气溶胶反射太阳辐射）。这些技术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吗？我无从知晓。只有每吨碳价格，或未来温度的单位价格，能为我们揭晓答案。

从经济学角度看，理想的政策是将碳税（其税收可降低其他边际税率）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持相结合。

碳税是一个双赢的方案。许多气候政策的倡导者贬低碳税，认为随着碳价格的上涨，人们不会减少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若真是如此，那可太好了！已经破产的政府可以筹措大量的税金，并降低其他危害甚重的税负。而如果人们愿意大幅减少碳排放来避免那一丁点税负，政府也不会征得太多税金。太棒了！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拯救了地球。

清晰可见的价格会激励监管触及不到的行为。与其买一辆特斯拉，不如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或者拼车。减少一次国际旅行或许都比购买一辆特斯拉的作用大。土地区划和建筑许可的改革将允许建造更多住房，这样一来人们根本不必通勤。从运输、家庭供暖、水泥、钢铁或农业脱碳入手是否会更容易？只有通过设定价格，我们才能知道答案，并激励数以百万计的日常决策来有效地减少碳排放。

碳税涵盖了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其他难以核算的碳减排承诺。只要购买最实惠的产品，你就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但是，碳税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新技术的费效比上，让它们在竞争残酷的私人市场上不断降低成本，而不是在政治补贴的市场干预下平添成本。

因此，如果问题是“如何在尽可能少地损害经济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减少碳排放”，那么一视同仁地征收碳税——甚至是用于制造太阳能板和汽车电池的碳排放——就是答案，来取代监管和补贴。

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出于上述这些原因，以及对取缔所有粗放低效的能源监管与补贴的回报，我也曾把碳税认作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但是，近期有两点发展使我的热忱冷却下来。

第一，在IPCC考察的各类场景下，总的变暖幅度与总的碳排放量有稳健的相关性。任何替代场景（包括碳税）都只是推迟了变暖及其后果。即使有替代能源，煤炭和石油最终仍会被燃烧，气候仍会变暖。

第二，碳税目前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这从白宫希望OPEC增加产量以降低油价的滑稽请求中暴露无遗。正是同一个白宫取消了“拱心石”输油管道项目，“暂停”发放联邦土地上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赁许可，并且正在带头推进“全政府”行动，在替代能源到位之前迅速取缔化石燃料，所有这些都必然会推涨汽油价格。怎么回事？很明显，政府发现他们必须暗中采取隐蔽的监管措施来推高汽油价格，而且要有合理推诿的能力，而不是制定简单、透明、更有效、成本更低的碳税，因为它唯一的缺点是会引起选民的关注。

然而我们的现行气候政策也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觉得每一项新政策究竟能让2100年的全球温度下降几度，或是让2100年的GDP提高多少。他们不说的原因是，这些数字都太小了。当然，如果问题换成“如何涂抹绿色向选区输送数十亿美元的拨款”，那么这些政策是显而易见的“答案”。

基线结论：无论是通过监管还是通过税收，挖空心思要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变得更加昂贵的政策，注定不会奏效。对替代能源的大规模补贴也没有用处。旨在降低非碳能源生产成本的创新，确实是唯一可行的答案。这和创新让我们过上比曾祖辈更好的生活，是同样的道理。

碳政策充满了经济谬误。地球母亲并不关心太阳能板在美国还是中国制造，只要价格实惠就行。“数百万的绿色岗位”是一种成本，而不是一种收益。我们的企业已经招不到足够多的工人了，从其他活动中抽走数百万人只会让经济雪上加霜。金融监管部门正将气候变化纳入政策框架，藉由无休止地重申“气候风险”在不久将来危及金融体系的臆想，为这种僭越其法定权力的急剧扩张辩护。

气候政策的倡导者用越发尖锐的、预言末日的、党同伐异的和不讲科学的话术来包装气候政策，给他们自己和地球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全球变暖”变成了“气候变化”，这部分反映了对降雨或不同地域的影响，但也让媒体抓住每一次天气事件，大肆渲染恐慌情绪。在绿色新政和类似的运动中，它又摇身一变成了“气候正义”，不可避免地将气候包裹在反资本主义的极左翼政治中。专有名词进一步转变为“气候危机”。这还不够：今年4月，（曾经讲科学的）《科学美国人》宣布，在“与全球主要新闻门户”的协调下，它将开始使用“气候紧急状态”一词。下一个会是“气候灾难”吗？

气候科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这些末日话术的合理性。如果问题是“有什么能造成文明的崩溃”，侵略战争、核战争、内战、疾病大流行、农作物疫情以及社会与政治解体在这份清单上的排名，都比气候变化高得多。没有哪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会因为缓慢的、可预测的、以百年为跨度的变化而土崩瓦解。气候科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说明地球上的生命走到了存亡关头。在地质年代的遥远过去，气候变化要剧烈得多。一万年前末次冰期的冰川消退，缘于幅度更大、过程更自然的变暖，而这对人类来说犹如天赐良机，农业和文明从此诞生。

气候科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将“气候”与左翼政治议程绑定的合理性。然而，就连IPCC也将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混为一谈。将反资本主义政治与气候变化混为一谈，难免会让那些对议程其他内容持保留意见的人怀疑气候科学的客观性，以及地球是否真的面临如此巨大的危险。

人们不傻。当他们怀疑事实屈从于政治意志时，他们就会停止倾听。如果真心要为气候做些什么，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政策治理。今天的精英们一边喊着“狼来了”，一边把监管塞进遭到蔑视、无暇他顾的选民喉咙里，是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愿景的。

有太多的人从正确的出发点批评气候政策，最终却把矛头指向了气候科学本身。尽管气候科学仍充满不确定性，但以这门科学为借口制定的政策更加外强中干。2摄氏度的变暖不能构成实施绿色新政的理由。经济学才是设计一套切实可行的气候政策的关键因素。

增补

气候政策倾向于一步跨到“我们应该实施什么补贴和强制措施”，就好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只受外部因素影响的自由市场天堂一样。在很多情况下，“好狗不挡道”是最好的答案，而不是在导致过多碳排放的现行补贴和监管上，再增设反补贴和监管。

核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需要为核电提供多少资金。我们需要改革的是扼杀核电的现行监管制度。

在“推行”任何措施之前，我们应当首先考虑“许可”的力量。在我们补贴电动车、高铁甚至超级高铁 (hyperloops) 让人们低碳出行之前，我们应当首先排除所有障碍，让人们住到离他们理想工作更近的地方去。

住宅区划迫使人们降低居住密度、提高人均住房比、拉长通勤时间等等，这也让其气候影响成了“许可”的一个好例子。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通过设定碳价格就能自然而然得到改善。但由于没有人能从中捞到油水，旨在调控与补贴的政治议程自然不会将之列为优先事项。

页岩气就是很好的例子。过去10年，美国在碳减排方面一直领先于世界。怎么做到的？靠风力发电机？靠特斯拉？靠柳枝稷？都不是，靠的是水力压裂技术和转向天然气。这些压裂开采活动没有占用公共土地，却招致民主党州乃至本届政府的积极反对甚至立法封禁。我们在碳减排方面领先于世界，是因为压裂技术得到了许可，而不是因为政府的授权或规划！是的，天然气是一种“过渡燃料”，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发现规律了吗？一门创新技术让一种更清洁的燃料变得更实惠，人们的使用习惯迅速转向这种燃料，碳排放也随之下降。这门创新技术的特点——由私人资助研究，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得到完善，并且在每个阶段都出乎政府的意料、无视政府的阻挠——都是在气候政策制定者的伤口上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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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张一苇

作者John H. Cochrane，金融经济学巨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tion) 高级研究员，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客座学者，曾任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教授。Cochrane的主要研究领域围绕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之间的联结，并著有教科书《资产定价》(Asset Pricing)。